简奕:国共两党在重庆的三次重要谈判
  • 发布时间:201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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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党”问题的谈判
       自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势力就鼓吹失败主义的言论。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日本政府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诱降。鉴于这种情况,1939年7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中正式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鲜明地表明了的政治立场。由此,这一方针成为南方局坚守国民党统治,坚持团结抗战的行动指南。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一个非常突出和尖锐的问题。国民党利用抗日的旗帜和在实力上具有的某种优势,对采取“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企图吞并;而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蒋介石在国共合作抗日之初,即先后在武汉、桂林向方面提出把合并入国民党为一个大党,但均未得到方面答应。
       到达重庆后,蒋介石成立一个大党之心更加迫切。1938年12月12日,蒋介石会见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等参政员,拒绝了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解决办法,而坚持其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以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张。王明、博古等当即予以严辞拒绝。1939年1月2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前夕,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重提统一国共两党之事,并要求将其意见电告中央。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于1939年1月22日为国共关系问题致电蒋介石,明确答复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25日,周恩来将中央上述电报转交给蒋介石,同时复信给他,希望改善两党关系,减少磨擦,将合作贯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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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帮助国民党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叶剑英(前排左四)与教官合影(资料图)
       这一时期,在南方局推动下,国共间还进行过一次重要军事合作。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期间,在研讨二期抗战时提出与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请求。出席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予以积极回应,经报中央同意,决定派叶剑英负责训练班筹建。1939年1月,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帮助国民党及其军队工作原则的决定》,表示“凡我们的帮助,能推动国民党及其军队之进步,有利于整个抗战者,应决心帮助之。”2月15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第一期在湖南衡山南岳镇正式开学。派出由教官6人,共30人组成的代表团,叶剑英任团长,特聘周恩来为讲师。4月18日至19日,周恩来借到江南视察新四军之便,到游干班作题为《中日战争中的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
       游干班只办了3期,后因第一次反共高潮而终止,但是它的积极意义却显而易见。游干班结束后,不少进步学员继续与教官保持联系;有的重返前线打击日寇,为国捐躯;有的毅然投奔解放,参加了革命队伍。
       “皖南事变”前后的冲突与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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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各方面压力,终于在1941年3月6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作出了“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资料图)
       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以后,国民党将军事反共的重点南移,把反共目标指向敌后抗战的新四军,筹划新的反共高潮,同时加紧在国民党统治进行反共活动,两党关系依然紧张。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会以参谋总长何应钦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签署致第18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皓电”,最后通牒江南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指定地。由此,揭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
       为了探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动向,了解各界人士对时局变化的反映,给中央作出正确对策提供依据,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频繁接触冯玉祥、孙科、覃振、于右任、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等各方面人士,征求他们对“皓电”和时局的看法。10月24日,周恩来连续两次致电中央,提出“目前反共高潮正在着着上升”,提议“皓电”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军事上,一要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便于集结应战;二要主力立即分散,江北部队需作应战准备。为了使中央决策获得更充足的依据,11月1日,周恩来又两次致电中央,建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通电答复“皓电”,表示皖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条件下可移至江北。中央最终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11月9日,由毛泽东起草了以朱、彭、叶、项名义致何、白的“佳电”,经叶剑英转给国民党当局。“佳电”刚柔并济地批驳了“皓电”中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不实之词,既顾全大局,又坚持原则,发布后得了国民党统治广大中间派的理解和同情,使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
       12月25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称新四军都是他的部下,只要“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但“如果你们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冲突绝难避免”。次日,周恩来给中央发电指出:蒋的承诺“靠不住”,这次不过是“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罢了,而事实上,国民党“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行至安徽泾茂林地,突遭国民党军8万余人包围袭击,“皖南事变”发生。大部分将士英勇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遇害。1月7日,周恩来得到皖南新四军遭袭消息,当即向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提出强烈抗议。1月11日,周恩来在参加《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庆祝晚会时,再一次收到有关事变急电,他当即向与会各界宣布,强烈谴责了顽固派罪行,指出:“黑暗只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 1月17日,周恩来在获悉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后,即在曾家岩50号给何应钦打电话,义正词严地指出:“你们的行为(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晚,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二楼走道召集南方局、办事处人员开会,通报事变发生经过。指出:目前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完全决裂;二是国民党不敢全面反共,但经过斗争两党还可继续合作抗日。而我们则应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次日凌晨,周恩来奋笔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与挽诗。《新华日报》连夜刊印,在天亮前发往全城,使事变真相大白天下。
       1月19日,南方局印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传单,并广为散发。1月20日,中央军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同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名义发表谈话,揭露顽固派反共阴谋,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周恩来通过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及时将上述“命令”和“谈话”转交国民党中央。随即,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在香港发出抗议,并致函蒋介石。国统中间党派也愤然抗议,章伯钧等与周恩来会面,表达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与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的意愿。
       国民党内也不乏反对内战者,张治中向蒋介石呈万言书,痛陈对问题处理失策,认为“皖南事变”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至大。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向蒋介石面陈慎重处置新四军问题,以免造成内战危险及国际间的不良观感。国共谈判联络代表张冲,在事变发生后“感到没脸见人”。他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指亲日派)是奸。尤其是时任国民党军会副员长的冯玉祥,在军会政治部第二次国际问题座谈会所作演讲中,以波兰与法国不和而导致亡国的教训,呼吁国共两党珍视民族团结,且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提出警告。
       与此同时,经过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美、英、苏等驻华使馆以及国际机构也了解了事变真相,逐渐对倾于同情和支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指出:内战意味着灭亡。1月下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与周恩来会晤后将事件真相报告本国政府,英国政府即电告蒋介石,指出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2月中旬,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与周恩来秘密会见不久,便向蒋介石声明:“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
       1941年2月初,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在即,为抗议国民党制造的系列反共事件,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3月2日,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承认和中间党派以及陕甘宁边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被捕人员等12条作为出席会议条件。的坚决态度,赢得中间势力拥护和支持,最终迫使蒋介石在二届参政会上作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
       至此,在中央领导下,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经过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复较量,达到了以斗争求团结,维系合作抗战大局的目的。
       1942年至1943年间的国共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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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行径,激起了全国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资料图)
       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空前规模。在欧、亚、非、美四大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大洋等广阔地域里,有61个国家和地先后卷入战争。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4国为首的26个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抗日战争和国共两党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1942年5月至6月期间,国共两党开始谋求彼此关系的改善。7月7日,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宣言》强调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应继续团结,承认蒋介石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建设的领导者。这是“皖南事变”后,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的愿望。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表达了政治解决问题的愿望。
       周恩来与蒋介石谈话后,立即将会面情况报告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尚非其时,并建议先以林彪或朱德为代表见蒋,以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中央先是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毛泽东于8月19日又致电周恩来,认为根据当前形势,他还是应该亲自与蒋介石谈判。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虽有了用政治办法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但具体问题尚未涉及,对的压迫毫无减轻,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认为蒋、毛会面时机略早。而毛泽东仍倾向于见蒋,认为在目前国际国内的大局势下,见蒋有益无害,并迫切地表示,等林彪到西安见到蒋介石后,就确定与蒋介石见面的时间。他还再三表示:“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
       9月5日,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经过反复磋商,毛泽东终于与周恩来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派林彪会见蒋介石。
       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方面展开谈判,并于13日,由张治中陪同会见蒋介石。16日,周恩来、林彪应约会见张治中。林彪说明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要求国民党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将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张治中立即将话头打断,建议林彪先同各方面多谈,然后再同他谈。
       根据国共代表接触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迹象,周恩来作出明确判断:通过谈判来解决两党间具体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分析,蒋介石及国民党要人都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决问题,来代替全面军事破裂。但是国民党并不急于解决,而以为时间越延长,困难就越大,越有利于使就范。“他们的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
       12月14日,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党员大会上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转,但能否解决具体问题,尚“在两可之间”。南方局当前的任务是促使蒋介石转变其对的方针。基本方针仍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民主。具体方针是“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争取合作,勿忘斗争”;“争取发展,勿忘巩固”。此后,周恩来、林彪又几次同国民党方面谈判,国民党方面仍未提出正式谈判方案,只答复提出的方案与之要求差距甚远。
       1943年1月,周恩来会见张治中,宣读方面最后的4项意见:一是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中央亦可在地办党、办报;二是军队问题,希望军队编4个军12个师,并按中央军队待遇;三是陕北边,照原地改为行政,其他各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四是作战域,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的规定,但现在只作准备,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等),亦可商量移动。张治中逐条抄录并核对后送交蒋介石。蒋介石立刻召集临时军事会议。会上发言的人,大多数表示不能接受。蒋介石没有表态,只是说:“好吧,再说吧!”于是,谈判进入搁浅状态。
       周恩来、林彪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虽未取得到任何结果,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共关系。
       (作者:简奕 重庆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