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牧云:试论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西安事变初期阶段中的实践
  • 发布时间:201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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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实行联合抗日政策,奠定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基础,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的统一战线理论,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使在沉寂多年后重新登上苏以外的政治舞台。本文以西安事变的发生到“保蒋安全”阶段为节点,对多个主体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反应和周恩来在其中的斡旋调停作一梳理,并分析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西安风暴中心的实践特点。
       一、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背景
       周恩来是统一战线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为建立、巩固和发展领导的统一战线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深度不断加强。在对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讨论上,学者们就其“求同存异”“坚持两点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等特点达成了共识。〔1〕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央的一系列会议与决议促成了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就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确立了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1936年9月1日,中央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2〕至此,基本上完成了针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重大改变,即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周恩来在总结这一阶段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时,同样得出了“敌人的营垒是会变化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他批判有的人用凝固的观点看问题,把敌人和朋友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他建议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地进行具体分析,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的错误。“敌人的营垒是会变化的”,不仅指敌人营垒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变化的,可以从敌人营垒中重新分化出来,加入统一战线;即使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各派,在不同的形势下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分化。因此,应该利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为着某一目的而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3〕从这一认识出发,在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周恩来就做了大量争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英美派的工作,并推动东北军和西北军成为“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将其统一战线的成熟思考应用于实践,在促进中央制定正确解决方针的同时,有效防止了西安事变初期西安、南京各对立力量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二、周恩来与多主体影响下的西安事变初期阶段
       学者占善钦在《再论周恩来在西安事变的调处》一文中,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划分为“以审蒋罪行为主的阶段”、“以保蒋安全为主的阶段”、“以释蒋回京的阶段”和“西安事变善后阶段”。〔4〕周恩来在各个阶段调处的内容和针对性是不同的。“审蒋阶段”与“保蒋阶段”可谓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初期阶段,其时间可界定为12月21日中央致周恩来关于释放蒋介石条件的电报之前。
       事变发生后,西安顿时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局面。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国民党内部混乱不堪,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反映出英美日的激烈矛盾;东北军与17路军内部还缺乏统一的认识;各地方实力派,如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和山西的阎锡山等,都有代表在西安活动联络。与此同时,南京的“讨伐”部队节节进逼,大军压境,新的大规模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5〕
       是在西安事变后才得知此事的,并于第二天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对复杂形势作了初步分析:为防止日本趁机将南京政府变为傀儡政府,他建议不要与南京对立,要稳定黄埔系、CC系、元老派、欧美派,推动他们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要争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孙科、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要深入发动群众,巩固联合西北三方抗日力量,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周恩来提出“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意见,站在了统一战线的角度,深刻把握时局的特点,对会议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有很大影响,张闻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对西安事变的初步判断也是一致的。〔6〕在与张学良电报沟通后,中央任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组成代表团赴西安谈判,并于12月15日致电南京,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周恩来到达西安后,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宋子文之间进行调停,以平息争端,团结抗日。为此,周恩来需站在全民族统一战线上给予张、杨以实际的帮助。他一方面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另一方面又要向蒋、宋做必要的妥协。作为的全权代表,周恩来还要保证准确地传达西安的实际情况,并对中央的政策提出建议。西安事变后,莫斯科《真理报》和《消息报》指责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行为,又因为电报密码差错的原因,中央于20日才收到共产国际对于西安事变的指示。周恩来无疑要在平复张学良对苏联的忧虑和灵活、有针对性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上下功夫。一石激起千层浪,《申报》、《大公报》、《救国时报》等一些主流媒体对西安事变的负面评价,也对应对这个突发性事件构成一定压力,周恩来利用发动宣传部门、充分接触群众等方式部分地扭转了西安事变的舆论导向。
       (一)中央与共产国际方面
       在周恩来赴西安谈判前,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仍不明了,多数决断要等周恩来详细了解情况后才能做出。因此,周恩来准确地传递西安方面的动态信息并做出建议便显得十分重要。如《周恩来年谱》记录: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连夜将情况电告中央,并提到“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央,介绍南京亲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汪精卫、阎锡山、韩复榘等人的详尽动态;同日致函陕南负责人,令他率部威胁中央军左侧,配合东北军作战;12月19日,电告中央关于西安特科和救国团体的情况;12月21日致电中央,为红军主力集中方向提出建议,希望中央发布政治训令,支持东北军、17路军及其民团为抗日同盟军并保障苏和红军的物资运输线畅通。〔7〕周恩来及时传递的信息,使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形势作出了更为准确的判断,12月19日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转折点,会议否定了西安另立政府的设想,认为对蒋介石生命安全的威胁只会造成严重的内战前途,从而否定了审蒋杀蒋的可能。由此看来,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逐步提出来的,且主要是根据周恩来到西安后及时准确报告纷繁复杂的形势,并建立在周恩来的科学分析和建议基础上形成的。
       由于密码翻译的原因,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直至20日才全部明晰。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对张、杨企图制造分裂的社论引起了张学良的高度重视,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周恩来到西安后,张学良更是反复说明他极愿听取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21日和22日,周恩来向张学良转发共产国际来电,毛泽东巧妙地将季米特洛夫电报中对张学良的过激评价删去,只转发后文的解决办法。张学良收到共产国际赞成用此次事变达成积极政治目的的暗示后得到宽慰。〔8〕共产国际迟发的电报更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在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上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由共产国际的负面评价而导致的张学良与之间的隔阂。
       (二)西北方面
       周恩来赴西安,是以客卿的身份代表发言,处于第三者协助的地位,并不能直接决定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可见其任务的艰巨性。在西安事变解决初期,周恩来向张、杨详细说明了对事变的态度。周恩来明确肯定张、杨的爱国行动,分析事变有两种可能的前途,强调应当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同时,耐心进行说服工作,使东北军和17路军思想统一,以达到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样,红军、东北军、17路军三方面对西安事变的政策达成了初步一致的意见。
       12月17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长谈,意识到西安局势远比在保安时估计的复杂得多,并确信南京方面及多数地方实力派不会接受张、杨的“罢蒋”、“审蒋”的要求,新的内战危机一触即发。两人达成共识:“为了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9〕周恩来根据这些情况当晚即致电中央,果断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为中央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意见。
       12月18日上午,周恩来拜访了杨虎城,针对其思想顾虑,向他说明了国内形势,反对法西斯和抗日救国已是大势所趋,蒋介石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只要西安三方联合一致,力量强大,蒋介石则报复无望。杨虎城立即表示,他愿意倾听和尊重方面的意见。〔10〕
       周恩来还清醒地认识到,党内与东北军、17路军内部以及西安各界人士对西安事变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需要加以引导。在西安事变解决的初期,周恩来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分别和杜斌丞、杨明轩等二三十人谈话,宣传和平解决方针,并向官兵耐心说明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意义,批评了宣传“赤化”、“红旗插遍西安城”等过激行为,说服了一部分主张杀蒋的青年官兵。他还分别听取朱理治、汪锋等人的汇报,指示他们多做东北军、17路军的工作,力争和平解决的前途。〔11〕
       (三)南京方面
       周恩来在西安与张学良的会谈中,得知了国民党南京方面对于西安事变的反应和动向。他敏锐地发现南京内部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宋氏兄妹为代表的“主和派”之间的矛盾,认为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个突破口。很多学者都对周恩来17日晚向张学良指出的“保蒋安全”策略做出高度评价。周恩来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救蒋的责任推给南京方面,主战则蒋死,主和则蒋活,使何应钦害怕承担杀蒋罪名而有所顾忌,而主和派则可利用这点要求南京政府打开谈判大门。这也可以促使蒋介石清醒过来,顽固抗拒谈判只会两面受击,他人得利而自己白白牺牲,和平解决是唯一出路。
       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后,宋子文等主和派的态度有所松动。12月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来西安探明情况,在得知周恩来“只要蒋先生抗日,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积极态度后,喜出望外,答应促成南京方面对和平谈判的支持,并为宋美龄赴西安、蒋介石与谈判埋下伏笔。可见,事件的峰回路转,与周恩来“保蒋策略”的及时建议、西安事变时期第二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关系密切。
       (四)民众与舆论方面
       西安事变发生后,《申报》、《大公报》等主流媒体对张学良进行批驳。15日,由上海《申报》牵头,全国200余家新闻媒体联名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12〕,要求张、杨即日恢复蒋介石自由。17日周、张会谈时,张学良也对舆论与民众的误解表示担忧。周恩来在西安事变解决初期,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审定《解放日报》、广播电台的宣传纲要,并邀请在西安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贝特兰做国际宣传。〔13〕
       发展民众运动是扩大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周恩来抵达西安后,指示西北民众运动指导主任王炳南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他认为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的和平解决。在之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西安共成立各种爱国救亡团体400多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安的群众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蒋介石返宁后,由于西安受到南京方面报复派的武力威胁,所以陕北各界救国会在红军驻地三原云阳镇以及西安、长安、蓝田等20多个城镇分别召开武装自卫大会或民大会。南京方面摄于陕西群众救亡运动和农民自卫武装的威力,担心动用武力不但不能压服东北军和17路军,反而还会使群众救亡运动发展成“燎原之势”,所以不敢轻举妄动。〔14〕由此可见发动群众的重要作用。
       三、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实践中的特点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仅是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实践的一部分,但却充分展现出其预测先判、掌控大局、果敢决策、周密协调的统一战线艺术、统一战线风范。“在坚持党的立场和原则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此期间得到充分体现。
       周恩来预测先判的能力有助于准确快速地把握事件发展的动态。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时,因先期对其心理有大致判断,所以谈判很有针对性,能快速达成共识。12月17日,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随机迎接周恩来,刘鼎向周恩来汇报“张学良在扣留蒋介石时,向执行者明确交待要抓活的,保护蒋,拥护他抗战,促其抗战”的情况时,周恩来对此很重视,初步判断张学良有拥护蒋抗日的态度。他对刘鼎说:“西安事变并不是打垮了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所以蒋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希望不要变成更大的内战,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15〕
       周恩来肝胆相照的真诚态度也是处理好“三位一体”关系、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12月18日,周恩来会见杨虎城,除了在“保蒋”策略上与其达成共识外,还就红军误杀杨部警3旅旅长、员张汉民以及在同杨达成协议后又曾突袭杨部这两个问题代表做了自我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真诚态度使杨虎城消除了原来内心还存在的一些疙瘩。〔16〕周恩来曾经说:“通过西安事变,交了两个朋友。”这可以说是与张、杨关系变化发展的一种真实写照,人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治对手中找到了真正的同盟者。即使是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再难有自由可言的张学良,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尤为感动的是,即使在东北军几乎已经将近瓦解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像朋友那样帮助维持他魂系梦牵的东北军。〔17〕
       四、结语
       西安事变是现代史、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发生是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从西安事变的发生,到审蒋、保蒋阶段以及之后的诸个阶段,作为中央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在风云突起、瞬息万变的情况下,遇变不惊,相机处理。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高超的斗争艺术和策略思想,为的统一战线思想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注释:
       〔1〕张春海著:《西安事变与的统一战线政策》,《大家》2010年第10期。
       〔2〕卫刘华著:《近年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研究综述》,《黑龙江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9月。
       〔3〕刘孝良等著:《周恩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7页。
       〔4〕占善钦:《再论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调处》,《21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
       〔5〕〔13〕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2、50页。
       〔6〕〔7〕〔1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39、341、344页。
       〔8〕〔17〕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4、454页。
       〔9〕〔10〕〔15〕〔16〕金冲及著:《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37、538、532、539—540页。
       〔12〕成秀娟:《国内外舆论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影响》,《兰台世界》2007年7月刊。
       〔14〕房成祥:《论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对革命的贡献》,《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16页。